國際油價漲跌非關美伊之爭

　2018年12月底，美國航空母艦久違地駛進波斯灣，引發伊朗軍方揚言亦將在大西洋西部部署戰艦，讓兩國緊張情勢升溫，亦使美國5月片面退出「聯合行動方案」（JCPOA，俗稱伊朗核協議），是否會對國際油價產生影響一事，再度浮上檯面。

旨在解除核子危機的伊朗核協議，之所以受到國際原油市場的關注，不只其對中東地區與國際間和平的意義，更在於原油供給的穩定度因而大增。畢竟，在全球產油國家中，伊朗雖排名第六，且產量明顯低於前五大產油國，手上卻握有影響全球原油出口約20％的殺手殺手鐧──控制波斯灣出海口荷姆茲海峽（Strait of Hormuz，沙烏地阿拉伯、科威特、卡達、阿拉伯聯合大公國、伊拉克等國原油出口多經由此處）的能力。萬一真被川普總統逼急了，難保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尼（Ali Khamenei）所謂「若伊朗原油無法出口，將不排除封鎖荷姆茲海峽」，不會成真。

　具體地說，自2001年911恐攻事件之後，美國便將伊朗定位為邪惡軸心國，加以2003年伊朗宣布成功提煉出有利發展核武的鈾，更讓西方國家深感芒刺在背，想方設法要降低其操作伊斯蘭恐怖主義的能力，而經濟制裁便是重要手段之一。

　起初，伊朗自恃擁有豐富的油源收入，並不理會西方國家要求上談判桌的威脅利誘。但隨著經濟制裁的時間愈長，縱為獨裁政體的伊朗也難敵國內通貨膨脹飆升，造成社會漸趨不穩的壓力，對外的強硬態度遂有所軟化。由此可知，西方國家將經濟制裁與談判限制鈾濃縮提煉綑綁在一起，確實是讓該國就範的最佳策略。不過，經濟制裁取得成效，不等於談判必定有結果。尤其伊朗是由嚴守教義的伊斯蘭保守派宗教領袖主政，其單一意識形態與決策資訊不透明，且具有敵視西方國家的不友善立場，皆是西方國家與之談判的困難點。

曾直接參與伊朗核協議談判的美國資深外交官員謝爾曼（W. Sherman）在2018年9月出版的《外交事務》雙月刊（Foreign Affairs）即指出，對談判對手國政經、社會情勢深入與持續地掌握、建立與主談人士的交情、透過多邊架構及盟友的堅定支持與配合，以及雙方主政者有智慧的各退一步，展現走向和平解決的意願，是伊朗核協議談判終能達成的必要關鍵。特別是伊朗統治菁英和西方國家政治人物一樣，都要面對內部派系不同主張的挑戰。於是，當時美國總統歐巴馬有限度地允許該國持續提煉鈾的誘因，並佐以經濟制裁的大棒，使伊朗的執政者保留了表面的自主權，也有了不得不面對外部壓力的藉口。

　2015年7月14日伊朗與聯合國5個常任理事國（美、中、英、法、俄）和德國（5P+1）、歐盟終於達成協議，伊朗同意減少濃縮鈾庫存、限制生產濃縮鈾的離心機數量，並全面開放核能基地供國際原子能總署（IAEA）定期檢查，證明其未再發展核武，換得解除經貿制裁、海外資產解凍、鬆綁石油禁運，以及銀行所受的各種金融限制等。

豈料，這場集數年之功的協議，卻在川普的堅持下，讓美國從核心提議者轉為破壞者。川普會如此有恃無恐，不外乎是認為美國頁岩油量產後，不再為了確保原油供給無虞而受伊朗牽制。確實，美國能源總署（EIA）資料顯示，2018年年末美國原油產量較去年增加約162萬桶/日至1,166萬桶/日。即便對伊朗重啟經濟制裁，使其原油產量由協議達成後的380萬桶/日高點，回到達成前的280萬桶/日，減幅也僅在每日百萬桶左右，一增一減有所平衡，使川普不擔心美國退出協議會導致國際油價大漲。

　不過，到目前為止，僅有美國退出協議，並在2018年8月、11月分兩輪重啟對伊朗的經濟制裁，其餘各國與歐盟並未跟進，而伊朗即便承受來自美國的壓力，卻沒有撕毀協議，且仍願意接受IAEA的檢查，使局勢尚不致於演變到伊朗「被迫」封鎖荷姆茲海峽等地步。而2018年7月以來國際油價波動劇烈，乃是美中貿易戰紛擾不休、石油輸出國家組織（OPEC）減產協議，以及年底傳統原油消費旺季的交錯影響，而非單是伊朗遭美國制裁的衝擊，即是例證。

相較之下，較令人擔心的反倒是川普主政下的美國，連如此得之不易的協議都能輕言毀棄，日後將難以取信於國際。誠如謝爾曼所言，外交的基本原則是：依據實際的狀況處理問題，而非以個人期望看到的狀況面對。遑論在中東地緣政治現實及獨裁政體的前提下，伊朗既已擁有鈾濃縮等印證國力的相關技術，怎可能應川普要求完全放棄鈾濃縮的發展。川普此舉招致外交無知之譏，實不為過。換言之，川普以退出核協議與恢復經濟制裁企圖讓伊朗就範，或許可取得伊朗原油出口減少、經濟制裁幅度等數字上的成果，亦符合川普交易式議價的商人作風，但撕毀伊朗核協議對美國信譽的減損，就不是數字可衡量出來的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