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品與服務貿易消長預示著貿易戰的結果？

　當今年第二季的中國經濟成長率僅達6.2％，為30年來的最低成長速率，而美國則仍有優於過去10年GDP平均的表現時，易令人直觀地認為中國已在美中貿易戰中受創。

　確實，美中貿易戰開打後，全球貿易量成長速率便急遽減緩，並讓眾多出口導向的小型經濟體飽受其害。但全球貿易量成長趨緩並非一日之寒，而是自金融海嘯以來即持續存在的長期現象。WTO更預估，今明兩年全球商品貿易年成長率將由2018年的2.9％放緩再至2.6％。同時，中國人均所得已進入中等收入俱樂部，經濟成長減緩亦算可預期的現象。

　那麼，究竟該怎麼解讀今年第二季美中兩國經濟成長表現之別呢？從全球商品貿易與服務貿易的消長切入，應是個不錯的觀察點。相較於商品貿易的委靡不振，服務類貿易成長速率卻依然快速。聯合國資料顯示，自2011年起，全球服務貿易金額占全球總貿易金額比即明顯揚升，2016年更來到24.25％，凸顯出商品貿易金額占比從早前的逾八成，一路滑落至75％左右，即可看出服務貿易增長及商品貿易減弱的不同發展趨勢。之所以會有此一變化，則必須從生產型態與消費的改變解釋起。

　隨著科技進步和網路快速發展，許多商品（含其載具）消費轉為線上服務化，也讓中國等新興市場強大的製造能力逐漸失去競爭優勢。就拿資料儲存的光碟為例，過往各種資訊及影音作品必須先載錄至光碟上，才能流傳與交易，因而需要透過新興國家的製造能力（如低廉的勞動力與較低的環保要求）生產大量的載具支應。

　如今，以美國為首的數位內容供應商，如Netflix、Apple等崛起且提供迅速又便宜的服務後，即便消費者對電影、影集的消費行為一如往昔，卻不再需要透過光碟或百視達等租售通路，自然使新興國家的相關產品製造大減。這也解釋了何以近年來在商品貿易成長減緩下，服務貿易仍呈現快速成長，難怪做為全球創新基地的美國，會成為全球最大的服務出口國（2011年後美國服務貿易金額占全球服務貿易金額比皆在14％以上）。同理，其他的非實體商品如軟體或服務，也陸續發生類似的現象。這意味著當非實體商品與服務不再需要實體載具時，使「中國製造」的存在價值開始遭到侵蝕。

　或許有人會問，人們總要消費實體商品，中國理應仍有偌大的製造商機吧？就目前而言，美國內需市場有諸多民生用品（或消費性電子產品）仍仰賴自中國進口，這也是8月13日川普政府為什麼要把中國對輸美3,000億美元商品的部分品項加徵關稅期限，從9月1日延至12月中旬，無非就是為了要避免傷及美國消費動能。

　然而，以較長期的角度來看，由於近年來歐美國家消費者偏好轉變，產品消費週期變得愈來越短，有些甚至縮短至以「月」為單位，例如服飾等相關產品，使過去以「年」做為循環單位的生產模式，逐漸無法滿足現今的消費行為。同時，少子化與老年化的全球人口趨勢，亦使製造品的需求面臨結構變化，導致廠商必須藉由「快速」交付「客製化」商品，來提高其市場競爭力。此舉，逐漸促使生產模式出現從全球化走向在地化（localization）的質變，而資通訊技術發達又讓通訊成本快速下滑，大幅降低知識與觀念的轉移成本，促成know-how廣泛的跨境轉移，也讓生產製造的在地化變得更加可行。再加上近年人工智慧、3D列印與機器人迅速發展等智能科技進步下，無人工廠逐漸成為全新的生產模式，同樣日益威脅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。

　在此趨勢下，包括台灣在內的小型開放經濟體，也可能面臨與中國同樣的困境。但誠如宏碁電腦創辦人施振榮曾提出的微笑曲線，即一個財貨的附加價值鏈中，位居上端的專利、技術，以及位居下端的品牌、服務能享有較高的利潤，而中端組裝、製造者所能分得的利潤最少。如今，科技進步讓生產門檻更為降低後，未來製造端的分潤恐怕只少不多，而需求型態的快速轉變，又意味著能迅速回應市場需求、設計產品滿足消費的研發與服務端，將較過去分潤更多。

　因此，對於台灣等小型開放經濟體而言，與其怨天尤人，倒不如換個角度思考出路。既然科技發展讓服務出口變得容易，自然也能讓技術流通與資訊取得更為迅速，加上服務業的投入資本較低，是以對小國來說，相比於過去從事高風險的商品出口，如何跨入客製化與差異化的服務出口就顯得更加重要，風險也較低。

　要言之，當前中美兩國在貿易戰下的經濟表現，實際上就是商品與服務貿易消長大勢的縮影。當中國「商品」不再被需要，而美國「服務」日益重要時，原本「各取所需」的貿易行為自然就會調整，而川普政府或許正是深知自身在服務貿易上的優勢，才放膽做出加徵關稅之舉，並藉此達成其政治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