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政經情勢演變看歷來基本工資調漲

　與南韓總統文在寅一樣，蔡英文總統就任以來，每年都調漲基本工資。8月14日舉行的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做出決議，明年1月起將月薪調漲為23,800元（漲幅3％），時薪調漲為158元（漲幅5.3％）；此舉究竟是「照顧邊際勞工，分享經濟果實」、或是趕著在明年總統大選前十天正式調漲基本工資，「為選舉而服務」，而對於現階段台灣經濟發展又有何影響，值得探討。

基本工資的調漲，是「政治」問題，或是「經濟」問題。在2016年1月總統大選前的電視辯論會上，當時的國民黨提名人朱立倫曾經提出，「基本工資四年內，調漲到3萬元」，而這項政見則被民進黨批評為：「不應該到了選舉，才想到以基本工資做為政治操作的工具」。

事實上，基本工資的調漲，向來不但是一個「政治」問題，而且還深刻的受到國際政經環境之影響。從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在1988年通過「基本工資審議辦法」以來，1997年調整月薪為15,840元，一直到2007年為止，都「不動如山」。究其原因就在於整體的大環境使然；一方面1997年發生亞洲金融風暴，以及大量台商在1990年代末期前往大陸設廠，另一方面則是2007年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期間，當時的陳水扁總統於2006年受到「紅衫軍倒扁運動」的挑戰，在低迷的政治情勢之下，民進黨政府因而在總統選舉前半年，2007年7月將基本工資，一口氣調漲到17,280元，時薪則從66元提高到95元，但最後還是無法挽回2008年被政黨輪替的頹勢。

而今如出一轍的則是，此次面對2020年的總統大選，蔡英文總統先在去年（2018年）11月29日預先公告所謂的「最低工資法」（草案）。雖然同樣適用於勞動基準法所規範的勞工，然而，「最低工資」和「基本工資」只有文字字面上的差異，還是有政策意義上的不同。就此而言，從工運團體的角度來說，所謂的「最低工資」是要能維持勞工的基本家庭生活，而「基本工資」則是企業主願意與勞工共同分享經濟的果實。但是從企業經營的角度觀之，特別是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台灣來說，面對國際經貿環境的激烈競爭，則工資成本提高後，再加上社會大眾所看不到隨之增加的勞保健保支出負擔，會不會影響到企業營收的成長，無疑是工商團體念茲在茲的考量。

也因此在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中，所謂的勞資協商是基於完全不同的認知基礎，不過保障勞工最基本的家庭生活需求，若是主政者要追求的目標，這是最關鍵的「政策價值」問題。而一旦涉及價值觀念，就沒有「誰是，誰非」，剩下的就是執政當局最後之拍板定案而已。

至於無論是月薪或時薪的基本工資調漲，能不能刺激消費，或甚至能不能更進一步增加政府的稅收，也是另一個重要的課題。如果政府將基本工資的調漲，視之為政治決策，而且其所顯現的經濟效益，還能有助於提升基層勞工所得，從而帶動民間消費、增加國庫稅收，一舉兩得，則何樂不為。就此而言，南韓從2008年起，年年調漲基本工資，形成失業率明顯提高的後遺症；特別是文在寅總統2017年就任後，2018年大幅調漲最低時薪高達16.4％，遠遠高過10年平均的6.4％，導致南韓失業率超過4％，則是決策者不得不察、可能的政策苦果之一。

蔡總統從2016年就任以來，年年調漲基本工資誠可謂用心良苦，但是，工商企業界的憂心忡忡也不是空穴來風。工總理事長王文淵在去年7月，就曾經說過：「提高基本工資並非就是照顧員工，甚至可能造成更多年輕人失業」的警語。每年都調漲基本工資，政治上的象徵意義非常明顯，但在「社會保障」上所能夠發揮的實質效果則相當有限。值得重視的反而是，對於中大型企業來說，經濟成本的考慮或許並不大，然而對中小企業、特別是「微型」中小企業在經營成本上的負擔，就算工資是「溫和漸進」的調漲，也可能造成「從薄利，到微利」的影響。

如果要減少或減輕對「微型」企業的衝擊，政府每年調漲基本工資之餘，也應該思考：是不是有可能將「微型」企業特性明顯之產業類型，特別是將營業規模小或營業收益低的產業排除適用，作為未來調漲工資的配套對策。但正本清源之道，應該仍在於檢視「邊際勞工」和年輕打工族真正需要的是什麼，此次月薪增加700元、時薪提高8元的杯水車薪，絕對不是長治久安的對策。尤其對於企業而言，年年調漲的基本工資是否能納入產業政策發展之長期規劃，提出特定時程內控制稅費工資「總量負擔」的上限，讓企業可以預測長期且確定的經營成本，以利企業的永續發展，擺脫年年各種不同選舉帶來的意外干擾。